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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摘要：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月，曾两次遭受重大挫折。第一次是1927年国共互助的大革命失败后，党员人数从6万人淘汰到1万多人。第二次是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后，被迫举行长征，途中中央红军从8万多人下降到3万人左右。面临这两次险些陷入绝境的危机，中国共产党都奇迹般地挺了过来，而且缔造了历史的传奇。 关于长征，后人在赞叹和眺望之余，免不了要追问和思考：其时身陷绝境的人们，靠什么凝聚起越来越小的能量，使自己成为一支拖不垮打不散的队伍？靠什么渡过陷入绝境的危机？
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月，曾两次遭受重大挫折。第一次是1927年国共互助的大革命失败后，党员人数从6万人淘汰到1万多人。第二次是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后，被迫举行长征，途中中央红军从8万多人下降到3万人左右。面临这两次险些陷入绝境的危机，中国共产党都奇迹般地挺了过来，而且缔造了历史的传奇。
关于长征，后人在赞叹和眺望之余，免不了要追问和思考：其时身陷绝境的人们，靠什么凝聚起越来越小的能量，使自己成为一支拖不垮打不散的队伍？靠什么渡过陷入绝境的危机？一句话，传奇是怎样缔造出来的？01信念像荒原的篝火到场过长征的红军战士，险些对篝火都有着深刻的影象。到达宿营地的队伍总是先燃起篝火，给仍在夜色中行军的战士引路。对于伤病落后的人来说，篝火意味着温温暖生机，意味着艰难跋涉中永不懈怠的努力与坚持。
在渺茫静寂的荒原中，哪怕另有一团跳动的火苗，都足以给前行的人们带来气力与希望。照耀漫漫征途的篝火，事实上已成为燃烧在官兵心中的理想信念。
红军长征时，春节时期的篝火晚会。世界上一切卓越事业，都来自非凡的信念。中国共产党向导的工农红军，实际上是一支承载并不惜一切去实践其理想信念的军队。实际上，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原来就是一个相生相伴的精神境界。
当人们坚守信念，追求理想，完全是一种自觉的行为时，蒙受磨难似乎可以转化成一种幸福，那是处于精神巅峰的人才会拥有的体验。斯诺或许是第一个发现红军拥有这种体验的外国人。1936年他在陕北采访时，问一位小红军“为什么到场红军”，获得的回覆是：“红军对我们好，红军资助穷人，红军教我们念书、识字。”斯诺感伤万千：“被动的知足在中国是司空见惯的，而更高级的幸福感蕴含着对生存抱有一种努力的感受，这在中国实属稀有。
”“我遇到的是我们知道的最最幸福的中国人，在那些献身于他们认为完全正义事业的人们身上，我强烈地感受到了活力的希望、热情和人类不行战胜的气力。”斯诺在延安时期年过半百的谢觉哉老人，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海内务部部长。
长征途中，许多文件和资料都不得不销毁，但他始终把一枚刻有“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”的印章带在身边。他坚信，只要党和红军存在，苏维埃政权就会存在。这种执着坚守，构筑了整整一代人生命的全部轨迹。中央红军一路拼杀，在履历惨烈的湘江之战后，8万之众锐减到3万余人。
蒋介石认为，成为“流寇”的红军气数已尽，全军覆灭指日可待。他调集几十万重兵把红军逼到了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的交汇地带，在中国地理最庞大的地域，开始了一场极差池称的较量。正是在纵横无向的穿行中，长征好像地理大发现一样，在神秘的西部地域开发了一条战胜敌人的通道。
谢觉哉红军开发的，事实上是一条缔造历史的精神航道。正所谓“心上有了理想的岑岭，每个脚印都成了理想的路标”。这是一条怎样的精神航道？航道上留下的是一些什么样的路标？长征途中的毛泽东说过这样一句话：一夜宿营醒目点什么呢？起码可以教给房东6个字：打土豪，分田地。这6个字，恰恰是其时红军最基础的信念。
于是，长征的性质也由走投无路的退却，酿成了走向胜利的序幕。02意志缔造了生命奇迹长征是一段特殊的生命旅程，是由红军官兵的意志抒写的轨迹。它是对生存意志的最严肃的一场拷问，也是对生命的物质能量与精神能量的一次伟大发现，而且为后人树立了一个仰望生命岑岭的界碑。
在1955年授衔的将军中，有13位断臂或独腿的将军。他们的故事告诉后人：红军长征前行的每个脚印，都在诠释着英雄，也诠释着生命的寄义。像长征这样无后方依托供应、长时间长距离的行军作战，在世界军事史上是极为稀有的。于是，有人把长征比作充满磨难的炼狱。
或许，正是在这炼狱中，生命的耐力与能量一次次得以延续和提升。面临这样的生命意志，死神有时也不得不折服。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，在长征途中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。长征竣事后，她被秘密送到北平治疗。
医生发现，肺部空洞都已钙化，肺结核竟然不治而愈。这样的奇迹在不少长征的幸存者身上都发生过。他们说，那时候不敢生病。不敢生病竟然就不生病或是很少生病，生了病竟然会自然痊愈——生命完全听从了意志。
周恩来与邓颖超对女红军来说，到场长征可能是她们生掷中最悲壮的一页。她们像男子一样行军、接触，筹粮、筹款，抬担架，做群众事情，照顾护士伤病员，但她们蒙受着比男子更为严峻的磨练。红四方面军妇女工兵营政委王泽南，凭一双“解放脚”走过了雪山草地;红一方面军九军团女红军杨厚珍，则是拖着一双小脚完成了长征。
长征之所以为长征，绝不仅仅是险些天天的战斗磨练，还在于必须跨越茫茫的雪山草地，接受生存意志和生命极限最严酷的挑战。在红军医生戴正启的回忆中，“草地太荒芜，几百里，几万平方公里没有一点人迹，就似乎我们是地球上最后一批人。
”草地是名副其实的吞噬生命的“死亡陷阱”，许多红军官兵陷进沼泽地后，人们只能眼看着他们一步步被泥水淹没。女红军长征画像在荒无人烟的地方，更要命的是缺吃少喝。前面的队伍把能够吃的菜叶、茎尖掐光了，后到者就只好拔草根来吃。在几近于原始人的生存状态下，煮吃身上的皮带，便成为维持生命的最后一个时机。
今天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，依然生存着红二方面军总政委任弼时在长征中没有吃完的半根皮带。仅靠草根和皮带，生命是很难维系的。据预计，各路红军在草地牺牲的有1万多人，仅营级以上的干部就达48人之多。
在这些悲壮的生命故事里，人们知道了什么叫“流尽最后一滴血”“耗尽最后一点力”。每个到场长征的人都提炼出了生命能量中最后的精炼，没有精神支撑，生命也许早已枯萎了。红军在向倒下的红军致敬敬礼倒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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